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首播照片（一）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月16日凌晨我和第二批接收广播电台的同志一起进入天津。 随即，根据领导指派，在原国民党广播电台工作的地下“民盟”成员韦洪发的配合下，接管了广播电台的录音室，孙红同志担任领导组建文学艺术团体。 从此，天津广播电台开始了人民文艺广播工作。 1949年春节前夕，舞台导演鲁迪出面邀请天津京、平、浜等戏曲曲艺界的著名艺术家：冼令霞、刘穗红、尹达子、韩俊卿、张守臣、常宝琨、白云鹏、罗玉生、施惠如、花五宝、张博阳等数十人举行了大型招待会，正式邀请他们参加广播广告艺术台的播出。 广播艺术节目也因此变得更加丰富。 一方面，不少群众喜闻乐见、惠及群众的传统戏曲、曲艺节目已恢复播出。 另一方面，他们也积极协助和推动这些艺人在电台演唱新歌，比如刘文斌、翟青山等连续说唱。 《新英雄儿女》、《刘桥团圆》等新文艺作品深受群众欢迎。 常宝琨解放后首部新相声作品《新酒令》就在那时上演。 与此同时，各剧场新剧目直播也开始了。 解放军驻津部队部分京剧团、文工团和率先排演新剧目的新风评剧团演出了《祝家庄三击》《九件衣服》《血与泪》等。 《泪》、《王进京城》、《四劝》等剧目引起群众强烈反响。
节目播出后，市民纷纷购票观看，节目热度持续不减。 随后，人民唱片出版社迅速推出了《新文艺唱片》。 此后，《解放区的天空》、《回归道教》、《兄弟姐妹开荒》、《夫妻识字》、《月芽五更》、《南泥湾》、《小女孩》晋察冀》、《二小牛郎》、《郎》等全新革命文艺节目已深入千家万户，响彻天津大地，给解放后的人们带来了新的文艺生活天津人，让人感到特别振奋和欢腾，甚至更加意气风发。 （二）从解放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初，1950年代左右的文艺广播与整个天津人民广播事业一样，正处于开拓、创业、发展、提高的重要时期。 回顾那个阶段的工作历程，所有生活在当时的老文艺播音员都记忆犹新，激动不已，感触颇深。 那时的日日夜夜真可以说是“火热的年代”、“沸腾的年代”。 无论是进城的解放区干部，还是部队、文化单位调来的人员，还是陆续加入广播电台的青年学生，他们都是文艺广播战线上的新兵。 大家精神抖擞，日夜奋战，认真遵循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努力探索广播工作的特点和规律。 回顾整个20世纪50年代的文艺广播工作，我认为它具有三个鲜明而突出的特点。 一是认真有效落实“人民广播是人民办的”精神，真正实现“开门办台”的目标，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文艺工作艺术广播； 二是大力发展和创造多种文艺广播形式，努力使文艺广播生动活泼、丰富多彩，使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三是千方百计密切文艺广播与广大受众的联系，努力使文艺广播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
总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广泛组织工农兵学商各界人士参加文艺广播，是当时的重要指导思想。 解放后，天津劳动人民自力更生意识强烈，当家作主的热情也很高涨。 工厂、乡村、城镇、商店、学校组织各种业余艺术团、队开展创作、表演活动，表达欢乐的声音，激发革命热情。 当时我们一直把组织各界人士到广播电台演出作为文艺广播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不仅仅依靠他们在广播电台缺乏录音设备、没有保留文艺素材的情况下来台湾直接播出。 甚至此后，当记录、记载材料日渐丰富时，也是依靠“群众文艺”（有时是“职工文艺”、“职工文艺”、“乡村俱乐部”等栏目）来列的。作为重点节目之一，长期以来专门成立了专门小组，收集和组织人们的创意表演。20世纪50年代初，南市华安街广播电台旧址大院经常被挤满了很多业余文艺团体的演员，每逢节假日，大院里更是人头攒动，就连食堂也挤满了人，陆续进入演播室等待播出。被拿出去记录，文艺编辑们孜孜不倦地走遍各地，深入基层，持续记录、整理录音，各单位的文艺积极分子也以能够入选参加无线电广播。 由于这项工作的坚持下去，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群众性文艺活动的大众化，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群众文艺骨干，而且对提高群众政治素质起到了促进和促进作用。人们喜欢其他政治新闻广播来接触群众。 影响。
（三）20世纪50年代的文艺广播编辑不仅真正表现出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而且不怕疲劳、不计报酬，夜以继日地积极工作，采集、编辑、广播各种文艺节目。艺术节目； 他们也有强烈的创造动力。 大家竞相创新、追求发展，加之广播特点的快速变化和文艺广播形式的不断创新，是这一时期的又一显着特征。 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证明我们的新托管业态有多少是“全国第一”，但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确实是“第一”。 大部分都说是全国前列，但恐怕还是可以的。 比如，“戏曲直播”就是一个已经推行多年的原创业态。 后来因为很多新剧播出，我们就增加了剧情介绍和即兴讲解，帮助观众理解。 这种方式也被延伸到话剧、戏曲的直播中。 后来我想到这部电影是否也可以现场直播，我就立即尝试了一下。 我已经记不清第一次播放什么视频了。 经过几次实验，我觉得在完全黑暗的情况下很难当场解释。 另外，电影“蒙太奇”中的镜头组合复杂，实在不妥。 于是有了录音设备后，我就转向录制声音，参考拍摄脚本，结合听觉体验，重新剪辑制作，并与描述、旁白衔接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 于是，一种名为“电影录编”的新型文艺广播节目诞生了。 这种流派一直延续至今。 此后，戏曲剪辑、话剧剪辑，甚至舞剧剪辑等，也在充分利用声音效果（语言、歌声、音乐、声音）的广播美学原则下相继形成，从而增加了节目的种类。广播文学艺术。
当年，在技术条件还相当落后的情况下，我们大胆地进行京津联合直播，尝试在北京转播一场京剧名演员的演出，给天津戏迷们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每个艺术门类都有自己的“广播”新品种，如“广播歌剧”、“广播民间艺术”、“广播小说”、“音乐诗歌”、“连载小说”、“音乐剧”、“音乐故事” “ 等待。 除了这些新型广播文艺之外，大家还绞尽脑汁开发出各种文艺广播栏目和专题文艺广播。 重要形式之一就是举办各种杂志文学广播，如《广播说唱（杂志）》、《多彩色彩-歌剧广播杂志》、《舞台与银幕（电影戏剧广播杂志）》……都模仿报刊杂志的编辑方式，将各种内容丰富、有趣、娱乐性强的内容组合起来，形成“小版块结构”。 此外，还设有“唐诗讲座”、“京剧讲座”、“口琴讲座”、“俄罗斯音乐概论”、“西方古典音乐知识”、“爱情诗朗诵”等各种专题和栏目， 《世界名曲鉴赏》、《推荐歌曲》（即《本周歌曲》延续至今）、《十分钟音乐》、《广播剧场》、《广播演艺厅》等都没有上面列出的东西在今天看来是新的，但在当时都是编辑们从无到有的创作，当时大家互相比拼，看谁能创新、原创，大家都想出点子，从那时起就出道了。到时候，形成了浓厚的创新氛围，这种精神和氛围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4) 20世纪50年代的文艺广播编辑十分重视与听众的密切接触和沟通。 这也体现在一些广播文艺形式的创作和设计上，比如“听众点播”这一与听众建立直接交流的节目。 它应运而生。 戏曲、曲艺、音乐等各类艺术门类开设了“戏曲点播”、“民俗点播”、“音乐点播”等栏目。要求时，还插入一些来自信件的简单评论，使之更加生动。 有一年除夕夜，我们大胆组织了整个晚会的现场点播。 文艺部全体工作人员出动守卫站内所有电话，随时转达听众的电话请求，立即找到各类点播文化艺术节目的磁带及时播出。 可想而知，当晚现场是紧张忙碌的，但在跨年之夜，能够直接回应观众，掀起欢乐高潮，大家都感到非常满足。 此外，还有丰富多彩的猜谜活动、有奖问答、征文比赛等，也活跃了与观众的联系。 例如，《广播说唱杂志》曾根据著名民间艺人的名字创作了一个谜语。 猜对的人会得到一张印有演员头像的书签作为奖励。 这次活动非常有趣，民间艺术爱好者收到了非常热情的来信。 然而，在“反右”运动中，这也被贴上“资产阶级趣味”的标签而受到批评，现在看来只能被嘲笑。 《教唱》是20世纪50年代初和20世纪50年代初期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 不仅是年轻的学生和工人，还有很多家庭主妇和老人都在学习唱歌。
在教授歌唱的同时，还可以普及一些乐理知识和简谱知识。 为扩大收听效果，广播电台结合本期节目印制发行了活页《广播歌曲精选》，广为销售。 随后，还组织了来自各行各业的歌唱学生的歌唱比赛。 经过基层选拔推荐，优秀演员颁奖暨歌唱大会最终在广播礼堂举行。 “唐诗讲座”举办演讲者（大学教授或讲师）直接与听众见面讨论和回答问题的活动。 有很多方法可以围绕一个节目开展多种观众联系活动。 如今的广播技术和设施更加现代化，文艺广播接触观众、收集信息反馈、开展双向传播活动的方式更加创新。 与当时的一些做法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但作为一名播音员，时刻想方设法与同事加强联系、加深了解、密切接触，始终保持亲切、积极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宝贵的传统。 （五）20世纪50年代的文艺广播工作还值得一提的是，广播电台文艺部门组织领导的业余和专业表演艺术团体的繁荣。 几乎每个艺术门类都有自己的艺术广播组织。 制作了大量文艺广播节目。 这些表演团体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扩大广播电台的影响，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为社会文化生活做出了很多贡献。 这些艺术团体的成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这里仅简单介绍一下它们的作用。 广播电台成立最早的专业表演团体是天津广播民间艺术团。
为了充分提供新的民间艺术作品，广播电台很早就成立了业余民间艺术创作小组。 当今全国知名的专业民间美术作家王云平、朱雪英、张建平都是当时的会员。 民间艺术团成立后，定期在电台和社会上组织新民间艺术专场演出，编辑出版了多期《广播民间艺术选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广播民间艺术团不仅拥有众多全国知名的民间艺术艺术家，还切实开展了大量的创新和艺术改革工作。 马三立的相声、李润杰的快板剧本、王玉宝的天津诗调都以崭新的面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相声《买猴子》、快板剧本《刑罚车》、天津石雕《把河打平》等优秀作品不少。 它远近闻名，深受民间喜爱。 解放初期，广播电台有业余“广播戏剧艺术研究会”的活动。 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很多广播剧都是现场配乐和特效直接播出的，如《保尔·柯察金》、《莫斯科性格》等。后来又在工人和学生中招募了一些戏剧和朗诵爱好者，组建了业余广播剧团，为广播电台演出大量小说配乐、诗歌、散文朗诵、广播剧、广播小说，并在学校、工厂举办朗诵演出。 活动广受欢迎，许多优秀的诗词、音乐戏剧已成为长期保留剧目。 后来公司在这个剧团的基础上，扩大了演员的招募，正式组建了广播剧团。 许多当今全国知名的影视剧演员都开始在这里培养和成长，更不用说当今广播电视台的许多骨干播音员和表演者都是从这个组织中诞生的。
广播电台文艺部也很早就成立了自己的业余合唱团。 鼎盛时期，形成了规模较大的业余民间乐团，成员中有许多本市著名的民间音乐演奏家。 还成立了两个合唱团和一个轻乐队。 一方面，他们为广播电台排练新音乐和演唱，并经常举办音乐会。 随后，天津广播乐团正式成立。 在这个组合解散之前，也为音乐界提供了很多中坚力量。 在戏曲方面，从填补空白的角度出发，他组织了一些“名人”成立了业余昆曲社，排演并演出了《园中梦》。 从上述团体的数量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时天津广播电台文艺部的工作有多么艰巨。 也体现了当时热气腾腾、繁荣昌盛的气氛和当时同志们蓬勃向上的工作精神。 可以肯定的是，广播行业需要建立自己的、主要为广播服务的专业演艺团体。 （六）回顾20世纪50年代天津广播电台的艺术播音，有一个古老的“公案”需要在这里再次提及，以得到新的认识和评价。 这是对所谓“老歌播放”节目“播放色情歌曲”的错误批评。 1957年初，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著名方针。 意识形态领域突然变得比以往更加活跃。 在“播”的过程中，人们热烈讨论解放以来文艺政策的落实情况。 对于文艺广播节目的内容范围，他们也开始思考某些一直被视为禁区或有争议的节目。
随着中央电视台对著名影星周旋的采访录音以及她的歌曲《四季之歌》和《天涯歌女》的播出，如何看待20世纪30年代流行歌曲的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当时文艺部的同志觉得，这些流行歌曲，其中有很多电影插曲和歌舞音乐，不应该一概否定，而是可以有选择地禁止。 按照“双百”政策精神，组织音乐专题栏目“老歌重播”，广泛征求意见、开展研究。 这些被无声禁令封锁了数年的流行歌曲突然又开始播放，自然在城里人中引起了一定的“轰动”。 几播之后，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大张旗鼓地开始了。 历来作为政治运动晴雨表的文学艺术领域首当其冲。 该节目还被贴上“播放色情歌曲”、“宣扬资产阶级颓废”的标签。 被指责“货”，大力声讨、声讨。 结果，该节目被暂停，相关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和处罚。 如今，流行歌曲与民歌、美声唱法联手，日益发展成为具有民族风格的流派。 很多当年所谓的“老歌”，都成了如今的“花儿”。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中国自己的20世纪30年代的“老歌”呢？ 我不是音乐歌曲研究方面的专家，不可能在这里对中国音乐史进行学术理论探讨。 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那些“老歌”决不能被视为一般的“黄歌”，更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资产阶级颓废。
当时对“老歌重播”的批评也是“左”的错误做法，对“老歌重播”的指控也应该纠正。 此外，“大跃进”时期文艺广播工作的教训也值得认真铭记。 虽然那个时期的文艺部编辑同志确实是日夜奋战，精神抖擞，热情高涨，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好思想和创作，但总的来说，是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意识形态路线，文艺广播本身也难免受到损害。 应该说，那个时期的文艺广播存在着很大的偏差，主要体现在：第一，很多文艺节目的内容和文艺广播的形式助长了错误思想的泛滥。比如夸张、共产主义； 二是在“说中央、唱中央”、“人人作诗、人人画画”等口号的影响下，文艺广播盲目追求与政治运动、中央工作的密切配合，极大地影响了文艺广播的发展。一方面，大量公式化、观念化、粗制滥造的文艺节目充斥播出；另一方面，在某些“左”的口号下，出现了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不少优秀的中外传统节目被取消、暂停，造成人们文化精神的衰退，生活的贫困。其中，都需??要广播电视学会在广播学和广播史研究工作中进行科学分析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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